科学技术普及简称“科普”，在今天已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词汇。然而，“科普”的内涵与实践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迭代和公众需求的变化不断演进。
从古代的零散知识传播到近代的制度化萌芽，从“自上而下灌输”的传统模式到强调“双向对话”的现代范式，从纸质媒体主导到短视频与人工智能重塑传播格局，科普事业正经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本文试以古今中外为经纬，梳理科普演变的历史脉络，辨析当代科普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进而展望未来趋势。
01 溯源
——中西方科普的不同路径
1.1 西方科普的早期实践
从世界范围看，科普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最初的科学仅为少数人所掌握，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形成了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传播。
随着科学从“私人智识”走向“公共事业”，科普作为面向公众的知识扩散活动逐渐兴起。16—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伽利略用意大利文而非拉丁文写作，伏尔泰将牛顿学说以通俗方式介绍给欧洲公众——这些被视为近代西方科普的早期范例。西方科普的功能定位也呈现出多维特征：通过科普获取社会对科学的支持、通过科普启蒙大众思想、通过科普分享科学的喜悦与惊奇、乃至通过科普娱乐大众。
1.2 中国式科普的特殊语境
中国科普的发展路径与西方有着显著差异。中国古代虽拥有灿烂的科技成就——四大发明、天文历法、数学、中医学等——但近代科技发展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式科普并非从科学共同体的内生需求中自然生长，而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被“引进”和“建构”起来的。
晚清至民国时期，伴随着“实业救国”与“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梁启超、丁文江、蔡元培等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普及科学”的主张，试图用科学教育医治中国的“愚昧病”。这一时期，科普以报刊、演讲、翻译著作为主要手段，目的不在培养科学家，而在于启蒙国民、救亡图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当时科技传播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科技传播达到救国图强的目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科普上升为国家意志。“科普”一词最初是“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后来逐渐成为“科学普及”这一事业的专有名词。1950年8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科普工作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1956年前后，“科普”作为“科学普及”的缩略语逐渐规范，并于1979年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与西方相比，中国式科普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征——它是国家动员体系下服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
02 从传统到现代
——理论的演进与分化
2.1 西方科学传播范式的三次转型
在西方学术脉络中，科学传播的范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的演变：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科学传播”。
传统科普基于“缺失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的冷漠和误解源于知识不足，因此只需单向灌输科学知识即可提升公众支持度。这一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广泛质疑，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单纯的知识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公众理解科学”范式兴起于英国皇家学会1985年发布的《博德默报告》。这一阶段强调公众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理解科学方法、科学过程以及科学的局限性。然而，这一范式仍然保留了“专家—公众”的二元对立结构，科学家仍然是知识的权威供给者。
进入21世纪，更激进的“公众参与科学”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公众不再被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科学对话的平等参与者。以英国“科学咖啡馆”、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为代表的新型活动，让普通公众在科学议题的讨论中拥有发言权。有学者将这一演变概括为从“公众接受科学”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公众参与科学”的三阶段跃迁，标志着科普从单向灌输走向双向共建。
2.2 中国科普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科普的发展同样可以归纳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传统科普阶段（1949—1990年代初）
以政府主导、大众动员为特征。科普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求，以“自上而下灌输”的模式开展，重点在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这一时期，科技馆、群众文化宫、科普报刊成为科普主阵地，1956年全国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广泛进行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标志着科普正式成为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
现代科普阶段（1990年初—2010年）
以1994年《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为起点，科普重点从单纯的知识普及转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使科普工作正式法律化、制度化。200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实施，则将科普工作的目标锚定在提升公民“四科两能力”——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公民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新时代科普阶段（2010年代至今）
以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提出的“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标志性起点。科普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从知识传播延伸至精神弘扬、素养提升、价值引领等多重维度。2024年新修订的《科普法》将“国家实施公民科学素质行动”纳入法律范畴，并首次将老年科技大学等主体纳入法律保障。
03 全球视野
——发达国家科普体系的多元模式
将视线投向海外，不同国家基于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形成了差异化的科普模式。
英国是科学传播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缺失模型”批判、科学咖啡馆等创新均源于英国，英国注重将科普政策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强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机制。
美国则是科普发展商业化高度成熟的国家。政府主导下，市场化和社会化运作形成了良好的联动发展格局。以美国科学促进会、史密森尼学会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在科普中发挥着巨大影响。
日本作为文化地理上与中国更接近的亚洲国家，极其注重博物馆在科普教育中的核心作用，逐步建立了以博物馆为中心的科普教育网络，并规定博物馆在周末开放研究室，让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尖端研究。日本和英国一样，倾向于将科普政策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体现政府主导的特征。
一项基于2017—2024年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普呈现出若干共同趋势：理论研究呈现范式变革和主体协同趋势；政策制定注重教育融合与差异化应对；公众参与力求平等互动和多方联动。这些经验对中国科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04 当代转型
——范式更迭中的科普新貌
4.1 从“缺失模型”到“双向对话”
进入21世纪，传统科普所依赖的“缺失模型”在全球范围内被逐渐证伪。部分研究发现科学素质的作用是高度情境化的——高科学素质者可能因为更深入地理解某种技术的局限性而表现出更强的质疑态度。更关键的是，在争议性议题上，人们往往态度先行，高科学素质者反而更擅长搜集证据强化既有立场。
这一认识促使科普的底层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樊春良指出，科学传播应更加关注公众理解与参与，推动科学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有学者将这一范式转换概括为从“科学普及”到“理解科学”再到“参与科学”的三阶段跃迁，并进一步提出“五阶段论”：传统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反思科学、公众参与科学、公共科学服务。公众的角色从被动接收者不断向主动参与者、共建者转变。正如上海交通大学徐剑教授所言：“科普不能只是‘告诉’，而应是‘共建’。”
4.2 技术驱动的媒介革命
如果说范式转型是理念层面的变革，那么媒介技术的迭代则是实践层面的革命性力量。以短视频、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凭借其强大的连接力、渗透力和感染力，正深刻重塑着科技信息传播的未来格局。
数据最具说服力：2025年，抖音科技内容全年观看量超过1.4万亿次，相当于每位进入抖音的用户每天观看6次以上科技内容；30分钟以上的优质中长视频增长298%。超千万名用户在抖音学习并提升AI技能，AI学习类内容观看量增长200%。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手搓万物”赛道的爆发——2025年全年涌现出4000多条百万播放、200多条千万播放的爆款视频，民间极客的创造力在算法推荐下获得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
与此同时，科普创作主体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医生、律师、金融分析师、科研人员等专业人士纷纷入驻新媒体平台，将一线实践经验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从退休教师刘宝菊用AI辅助设计物理实验，到复旦学子打造覆盖多平台的地球科学传播矩阵，科普不再是科学家和科协的专属领地，而是呈现“人人皆可科普”的繁荣生态。
4.3 模式创新：科学咖啡馆与沉浸式体验
在传播方式变革之外，科普的场景与形态也日益多元。源自英国的“科学咖啡馆”模式进入中国后，迅速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地兴起，成为一种新兴的都市文化。在杭州，一家社区咖啡馆开业五个月便“喝”出了9家科创企业，将科普从单向的知识灌输升级为创新资源的聚合平台。
更加沉浸化的体验方式也在涌现。国家航天局以大空间VR技术为载体推出《星辰足迹》系列科普科幻剧，让公众“走进”月球表面，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北京科学传播大赛设置了AIGC创作工坊体验区，公众可以亲身感受人工智能创作的独特魅力。沉浸式数字科普场景的构建，正在让科学知识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体验。
05 政策引领
——中国科普的制度化跃升
中国科普事业的演变，始终与顶层政策设计紧密相连。200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实施，标志着科普工作从零散活动走向系统化战略。2021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颁布，则将科普提升至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科普的制度保障。
2024年12月，施行了22年的《科普法》完成首次全面修订。新法将“国家实施公民科学素质行动”入法，明确要求将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普紧密结合，鼓励企业将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这些法律条款为科普赋能科技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政策引领的成效有目共睹。据各类报道综合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从2005年的1.6%起步，到2015年翻一番，2020年达到10.56%，2023年达到14.14%，2024年达到15.37%，提前完成2025年“超过15%”的目标。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该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6.74%。从0.3%到16.74%，中国科普事业用三十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场跨越式赶超。
06 未来趋势
——新时代科普的四大走向
站在拐点处回望与前瞻，新时代科普正在呈现出四个显著的发展趋势。
第一，从“知识补缺”走向“能力构建”与“价值引领”。 新时代科普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填补公众的知识空白，而是帮助公众在信息爆炸和争议性议题频出的时代中建立理性判断能力、科学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单一的知识普及对于解决复杂社会争议的作用是有限的，科普需要与情感、价值观、制度环境等变量协同作用。
第二，从“大众化传播”走向“因人而普”的精准服务。 在AI时代，科普资源的核心问题不是“有没有”“够不够”，而是如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科普方式正在从“一对多”的大众化传播，转向尊重不同群体需求的分众科普和个性化服务，老年科普、青少年科普、农民科普、产业工人科普等细分领域正在获得更加精准的资源投入。
第三，从“政府主导”走向“多元主体共创”。 科普的创作主体从科协系统、科研机构扩展至自媒体创作者、科技企业、社区组织乃至普通公众。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在科普领域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协同格局。2025年全国科普创作大会提出的“公益机制和市场机制并举”，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制度化回应。
第四，从“纸质媒体”走向“短视频+AIGC+沉浸式体验”的全媒介生态。 以短视频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传播，正在与AIGC技术、VR/AR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形成前所未有的科普传播矩阵。虚拟数字人可24小时不间断讲解科学知识，元宇宙实验室让用户通过交互设备“亲手”操作实验仪器。当然，技术带来的不仅是机遇，算法过度推荐浅层内容、AIGC知识偏差风险、数字鸿沟等问题同样值得警惕。
结语
科普的演变，折射的是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重构，从古代少数人掌握的知识特权，到近代面向公众的知识启蒙；从“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到“双向互动”的社会共创——科普的每一次范式转变，都是时代对科学传播提出的新要求。
今天，中国科普事业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如公民科学素质比例达到16.74%，自主创新能力越过拐点，新《科普法》为科普赋能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AI浪潮、短视频风潮、公众参与的觉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科普的面貌。未来的科普，将不再是知识的简单搬运，而是一场关于理性、参与与共建的社会实践——它关乎每一个人如何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中，理解世界、作出判断、参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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